(四)上海创新制度预防化解社会矛盾
( 2014年4月14日 )


  近年来,上海立足于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创新新时期群众工作,在矛盾预防和化解各环节突出体制、机制和方法创新,努力促进社会和谐,维护社会稳定。

  一、建立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机制

  针对有的重大项目建设引发社会矛盾的情况,2008年,上海开始探索建立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分析和评估机制,力求在重大决策、重点项目出台或审批前,通过评估社会稳定风险、落实矛盾化解措施,达到源头预防社会矛盾的目的。该机制2009年开始试点,2010年在全市推开。

  一是明确评估领域。把利益分配问题突出、容易引发矛盾的领域,包括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就业与收入分配政策等,作为风险评估重点领域,做到应评尽评。

  二是落实评估主体。坚持谁决策谁评估、谁报建谁评估,明确决策拟定部门、项目报建部门分别是重大决策、重点项目风险评估的主体。

  三是完善评估程序。把制定方案、识别风险、形成报告、审查定级、分级备案、调控风险、跟踪完善等七项基本程序,作为风险评估的必经程序,形成工作规范。

  四是创新评估方法。由评估主体委托第三方力量、专业机构开展评估,提升评估有效性,促进评估客观公正。

  五是实行嵌入机制。把风险评估嵌入到已有行政决策或审批程序中,即决策拟定部门把风险评估报告嵌入决策方案一并提交审定,项目报建部门将风险评估作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重要内容一并提交给审批部门,防止决策和评估各行其道。

  六是强化分级处置。对评估后不同风险等级的事项,采取分级落实化解措施的办法,积极做好矛盾化解工作。

  二、创新公开公平的动拆迁新机制

  近些年,动拆迁是发生矛盾纠纷较多的领域之一。为此,上海着眼于紧紧依靠群众搞动迁,不断探索创新动迁新机制、新方法,预防和减少动迁矛盾纠纷。

  一是探索“数砖头﹢套型保底”的动迁补偿政策,最大限度地维护动迁群众利益。符合群众预期、兼顾各方利益的动迁补偿政策,是减少动迁矛盾的根本。多年来,上海不断完善动迁补偿政策,先后实施了“数人头”为主的政策和“数砖头”为主的政策。这两个政策解决了一些问题,但也各有不足。为此,2009年上海在全市实施“数砖头﹢套型保底”政策。首先是“数砖头”,按照市场评估价,拆一还一,有多少面积补多少面积,确保动迁后居住水平不下降;其次是套型保底,对老式里弄面积偏小、无独立煤卫、拆一还一后仍不能独立成套的,再补贴一定的套型面积,使其独立成套,具备完整的居住条件。最后是托底保障,对人多房小、按照上述方法安置后居住仍然十分困难的家庭,纳入住房保障体系,可优先轮候选购经济适用房,确保居住问题得到解决。

  二是实行旧区改造事前“二次征询”机制,充分尊重群众旧改动迁的意愿。旧区改造中的很多矛盾,是由于对动迁群众的意愿了解不清楚、不透彻,没有处理好政府主动为民办事与尊重群众动迁意愿之间的平衡、动迁补偿政策与群众期望之间的平衡造成的。为此,2008年上海探索旧区改造“二次征询”机制,通过动迁前的反复征询,充分了解群众的意愿,在此基础上完善工作方法和补偿安置方案,减少矛盾。具体举措,是在动迁地块启动改造前,组织开展两轮征询。第一轮,了解当地居民要不要动迁,征询改造区域居民动迁意愿。同意改造户数超过规定比例,办理地块改造前期手续。第二轮,了解当地居民想怎样动迁,征询居民对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方案的意见。在一定时间内,接受补偿安置方案并签订协议的居民户数超过规定比例,就进入实施改造阶段。如果第一次居民同意改造比例或第二次居民签约比例达不到规定要求的,则停止旧区改造工作,并且两年内不再启动此地块的旧区改造。2009年起,该机制在全市推广实行。所有实行“二次征询”的旧区改造地块,不仅动迁推进顺利,而且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认可和好评。

  三是实施“阳光动迁”办法,依靠群众监督确保动迁公平公正。针对动迁群众担心动迁过程存在暗箱操作、出现“早走晚走两个样”的情况,从2004年开始,上海探索实施“阳光动迁”办法,即由房屋拆迁单位在拆迁基地设立公开专栏,把动迁结果和动迁过程全部向被拆迁群众公开,增强动迁透明度和公信力,从而既打消群众疑虑、促其尽快签约(辅以早签约早选房等措施),又避免出现早走吃亏、晚走得益、先迁群众“倒翻水”等现象。从2010年起,上海深化“阳关动迁”办法。主要是四方面的措施:(1)动迁结果全公开,主要包括每户的货币补偿款总额、安置房源(套数、地址、面积、价格)、其他补偿费用三大方面。(2)操作过程全公开,房屋权属调查、在册人口调查、建筑面积认定、居住困难认定、拆迁评估、签约、裁决等环节全部公开。(3)签约一户公开一户,实时反映拆迁补偿安置动态。(4)多种方式公开,在拆迁基地设立公开专栏,将动迁结果和过程在专栏公开,有条件的拆迁基地,建立信息化查询系统,方便群众随时查询公开内容。“阳光动迁”让群众“明明白白”,成效明显。

  三、构建基层大调解工作格局

  针对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复杂、一个部门或一种手段很难有效解决的情况,近几年,上海着力建立以人民调解为基础,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紧密衔接的基层大调解工作格局,联调联动合力化解矛盾纠纷。目前,这一工作格局已基本建立,特别是人民调解,在大调解格局中的基础性作用越来越明显。

  一是实现人民调解网络体系全覆盖。加大各类调解组织建设力度,构筑纵向到底、横向到边、覆盖全市的人民调解网络体系。(1)面上,加强区县、街镇、居村委三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所有区县都组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街镇组建人民调解工作室,居村委设立人民调解工作站。(2)线上,建立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先后在劳动争议、交通事故纠纷、物业纠纷、医患纠纷等领域建立专门的人民调解委员会。(3)点上,建立诉调对接中心。推动基层法院建立诉调对接中心,帮助当事人方便、快捷、低成本地解决本想走诉讼渠道的民事纠纷。

  二是创新政府购买人民调解组织服务的工作机制。主要是由政府出资向调解组织购买调解服务,再由调解组织向群众提供免费服务。如闵行区建立政府委托、协会运作、人民调解组织和专职人民调解员共同参与的政府购买人民调解服务模式。(1)政府委托区人民调解协会操作,区人民调解协会根据政府要求,向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和行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购买调解服务。(2)逐件支付服务费用,区分个案和群体性案件,经过测算后制定不同的经费给付参考标准,调解完成一件,支付一件服务费用。(3)通过后评估提升购买实效,对区联合人民调解委员会、行业性调解委员会的工作业绩、服务质量、社会反响,进行综合评估,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开评估报告。

  三是充分发挥领军人物作用。经过多年实践,柏万青、李琴等人民调解员逐渐成为调解领军人物,在群众中有威信。上海注重发挥领军人物的带动作用,使调解深入人心。(1)以领军人物为核心成立调解机构扩大调解效应。静安区以柏万青为核心成立“柏万青老娘舅工作室”,工作室借助品牌效应和团队力量,解决更多纠纷,影响力也更大。(2)通过电视等平台拓展调解。开设“新老娘舅”节目,让优秀调解员担任嘉宾,请矛盾双方上电视接受调解,全程播放,在解决纠纷的同时,也让群众充分了解人民调解工作。

  下一步,上海将进一步建立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畅通和规范群众诉求表达、利益协调、权益保障渠道,注重依法加强和改进社会管理,积极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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